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 美國優先 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加重，美國挑起的貿易保護爭端逐漸升級。3月23日，特朗普針對中國貿易簽署備忘錄，此后，中美兩國相繼公布了制裁清單和反制措施。

美國貿易逆差由來已久

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曾分別于1991年4月和10月、1994年、1996年、2010年5次動用過 301條款 對中國進行調查。每次調查過后，美國都公布了相應的懲罰措施，但從結果看，歷次調查最后均是以協商談判收場，懲罰措施實際上被當作談判籌碼。

此次貿易爭端升溫背后的原因較為復雜，概括起來：一是全球價值鏈錯配，導致中國出口、歐美得高附加值，中國順差、歐美得利益的局面。二是傳統核算體系將全部順差都統計在終端產品出口國，嚴重高估中美貿易順差，若按貿易增值法計算，中美貿易順差至少減少三分之一。三是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必然要求保持逆差對外輸出美元，提供國際清償能力;同時也賦予美國可以無節制印美元、發美債并以此獲取其他國家的商品和資源，必然導致貿易項下巨額逆差和資本金融項下巨額順差。四是美國內部投資率高于儲蓄率，必然導致外部巨額貿易逆差，背后則是高福利體制、低利率環境、美元金融霸權地位。五是美國是消費大國，其產業結構差異決定了生產難以滿足國內需求，需要大量進口。六是美國限制對中國高科技出口，該領域逆差占對華逆差比重接近40%，但美對其他國家高科技出口為順差。歸根到底，還是美國希望通過限制中國出口，遏制中國發展，維護自身在全球的領導地位。

日德應對貿易摩擦的經驗和教訓

日本和德國在制造業崛起的過程中，也與美國發生多次貿易摩擦。當前中國正面臨后經濟危機恢復期，處于匯率升值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時期，與當年日德兩國處于 石油危機 后的恢復階段，日元、馬克對美元大幅升值，國內經濟迫切需要調整的情境相類似。因此，兩國經驗和教訓或對我國有所啟發。

二戰后，日本確立了 貿易立國 的發展戰略，并于1956年加入關貿總協定，對外貿易不斷發展，順差不斷擴大，這其中就占據了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部分，一度接近60%，導致在1960年之后的30年內，美日之間共發生了7輪貿易摩擦。由于政治和經濟對美國的高度依賴，日本在貿易爭端中一直處于弱勢，被動采取策略化解沖突：一是依據對美出口限制協議控制相關行業產品出口數量。二是簽訂 廣場協議 實施日元升值，并實施貨幣、財政 雙寬松 政策擴大內需。三是同時加大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產能投資，推動產業轉移和升級。從結果來看，雖然日本的應對措施造成了巨大資產泡沫和國內產業空心化，導致長期經濟衰退，但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制裁從某種意義上說促進了日本的產業結構升級，推動日本主導產業從輕工業轉型到重工業，進而轉變為以技術為核心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出口產品也由紡織品、鋼鐵、汽車向半導體、電子通訊產品轉變。

20世紀70年代以后，德國保持著較高的貿易增速，但面臨著日本的威脅。80年代初，德國的財政危機和產業結構落后問題凸顯，加之 廣場協議 簽署后，牽連馬克大幅升值，德國內憂外患加劇。為此，德國一是實施雙向自由貿易開放政策，均衡出口的產品結構和地區結構，德國一種出口商品占比一般不超過25%，與日本同期汽車和機床出口合計占比達70%形成鮮明對比，而美國作為其最大貿易伙伴的順差僅占比不到10%，有效減少了貿易摩擦發生。二是實施穩健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適度的財政政策，維持3%以上的存款利率，溫和審慎推動匯率升值，削減補貼等財政支出和政府債務增速，大幅減稅，淘汰落后產能等。三是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自由貿易區范圍，歐洲自由貿易區的持續推進，使得德國在匯率、關稅和開放度等各個方面具備優越的外貿條件，為德國成為制造強國和貿易強國提供了持續動力。

我國應借力順勢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目前來看，中美貿易爭端最終走向極端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從長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或將是常態。學術界也對中美貿易爭端走向進行了推演，提出了相應的應對措施。但美國主動發起對華貿易摩擦絕非出于貿易領域的孤立思考，綜合考慮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減稅+加息+縮表+貿易保護主義 一攬子政策，其真正的主戰場或在貨幣、外匯和金融方面。對此我國必須要著眼長遠。一是必須牢牢掌控人民幣匯率的主導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人民幣預期升值有利于資金流入，但升值達到一定程度后，其對經常賬戶的影響逐漸凸顯，不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同時資金大量涌入或會推高資產價格，引發泡沫。二是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人民幣結算額，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提供國際清償力，大力推廣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原油期貨、礦石期貨。三是在堅定不移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進程中，堅持對等開放、對等投資的原則，允許外國資本收購和控股中國的高科技企業，進一步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