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城商行維持重規模、重增速的粗放，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出現了各類市場亂象和風險隱患。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強監管、嚴監管的態勢基本形成。當前，城商行需要改變過去唯規模、重增幅的發展戰略，應把資產質量、經營效率和風險控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實現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城商行經營環境正發生重大變化過去40年來我國銀行業保持穩定得益于持續高增長與政府的隱性擔保，的問題被化解或掩蓋。然而，當前經營環境正在改變，經濟增速下滑，產能過剩長期持續，使得銀行業面臨縮水的長期風險。

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發生變化。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化增長動力的關鍵期；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高質量發展是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發展，也是生產要素投入少、資源配置效率高、資源環境成本低、經濟社會效益好的發展，需要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階段，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是漸進的、積小變為大變、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銀行業在金融資源配置中居主導地位，應準確判斷經濟發展的階段，主動求變，積極轉型，加快創新，提升投入產出效率與利潤效益，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截至2017年末，在全年新增貸款12.6%的情況下，銀行業總資產只增長8.7%，增速同比下降7.1個百分點，相當于在向實體經濟多投入的同時少擴張約16萬億元，高質量發展轉變已現端倪。

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矛盾的轉化預示著巨大的市場空間，也預示著廣闊的金融發展空間；適應新時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銀行業提供更新、更好的商品和服務，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個性化、不斷升級的需求，既不斷開辟新的金融服務，改善、豐富人民生活，又引領供給體系和結構優化升級，反過來催生新的需求。然而，銀行業金融供給難以適應國內外需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明顯短板，實現新時代金融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動態平衡尤其關鍵。銀行業必須抓住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提高金融供給的同時，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推動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強監管嚴監管態勢基本形成。近兩年來，針對銀行業快速發展中出現的各類問題，監管部門紛紛出重拳進行治理和規范。嚴監管和防風險是貫穿2017年全年的，2017年也被市場譽為“金融監管年”。“三三四十”系列治理行動，重點指向當前經營中風險較大的領域——同業、委外等業務，以及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金融活動；資管新規、大額風險暴露管理辦法、銀信業務管理辦法、委托貸款管理辦法等文件的出臺，針對多層嵌套和通道業務加以規范，對資金來源和資金投向實施雙向堵截，彌補監管短板，防止資金脫實向虛。這些政策對未來幾年的金融市場業態發展、監管政策導向都起著決定性的影響，樹規范、強監管、防風險、保穩定是未來幾年金融政策的主基調。截至2017年末，商業銀行同業資產負債自2010年來首次收縮，同業理財比年初凈減少3.4萬億元；表外業務總規模逐月回落，總體呈現收縮態勢。當前，城商行同業業務規模占比仍然較大，較高的同業和金融市場依賴度，使得城商行負債有明顯的親周期性。當金融市場發生波動時，融資將變得困難，成本將明顯上升，易導致流動性緊張，并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城商行應密切關注監管政策變化，堅決治理各類亂象，合規經營，轉變發展目標，調整業務結構，保持可持續發展。

金融科技時代到來。當前，金融科技方興未艾，正在對傳統金融業務進行流程改造、模式創新、服務升級，并且在傳統金融無法覆蓋的領域開辟新的業務，促進金融領域更深度的大分工。區塊鏈技術能夠解決基本的信用問題，在不同核心企業之間形成互信機制。大數據的使用使得數據資源得以積累，通過對客戶信息進行深度分析，有效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使得很多碎片化、規模化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滿足。互聯網入口解決了獲客成本高的問題，批量獲客將幫助商業銀行實現客戶的規模化增長，獲得資金供求兩端客戶。場景化應用助力商業銀行推動全渠道戰略，無縫對接線上線下客戶需求，提升客戶體驗。人工智能提升服務質效，能夠基于客戶財富畫像，為其以提供計算機算法為支撐的個性化投資組合策略，改善了資產管理和私人銀行業務的服務，降低投資門檻和成本，提高投資透明度和風險分散度，提升投資回報率。

傳統發展方式面臨困境經濟新常態，強監管嚴監管態勢對城商行的影響尤其明顯，傳統發展方式難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長期的問題日漸暴露，粗放式增長不可持續，需要調速換擋，質量優先、內涵式發展成為商業銀行轉變的方向。

數量型增長不可持續。城商行作為區域性銀行，為了突破分支機構跨區域經營的限制及擴張規模，利用通道業務，加大了表外理財、同業投資配置，整體的同業負債與應付債券比重較高。一方面城商行多采用借助同業負債與同業存單等形式來實現規模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城商行傳統貸款占比較低，投資類資產占比較高。從當前的監管環境來看，加強銀行監管、防范風險基本達成共識。央行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考核范圍不斷擴大，2017年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指標范圍，2018年擬將資產規模5000億元以上的銀行發行的一年以內同業存單納入MPA同業負債占比指標進行考核。這對嚴重依賴表外理財與同業業務的城商行影響較大，受到明顯的規模增速限制。短期內城商行面臨明顯的監管和考核壓力，非標資產規模將呈收縮態勢，資產規模保持中低速增長將成為常態；同時，壓縮非標規模給商業銀行盈利能力帶來不小的沖擊，短期內可能難以改善。截至2017年末，城商行資產總額31.7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2.3%，增速較過去五年平均水平下降10.8個百分點，高速擴張時期已過，增速漸趨合理。

部分傳統業務發展難以為繼。部分城商行仍由地方政府控股，是地方融資平臺的主力軍，信貸資源過于傾向“城市開發”，導致了城商行信貸資源對地方融資平臺的過度傾斜。然而，當前地方政府債務率不斷提高，風險高企。2017年底召開的中國財政工作會議指出，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背景下，重點是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嚴禁政府以投資基金、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政府購買服務等名義變相舉債，這使得城商行長期依賴的地方融資途徑不可持續。同時，地產市場進入存量時代，房住不炒一再被政府強調。大型房地產企業紛紛轉型，由開發轉向開發+運營，由出售轉向租賃。在此背景下，個人住房貸款受到嚴控，房貸降杠桿是大趨勢。這給多年來以房地產貸款為盈利模式的城商行帶來了影響，需要重構依賴房地產開發貸和個人房貸的盈利模式，去匹配房地產企業的新業務。

公司治理問題突出。高水平的公司治理為商業銀行各治理主體有效地協調運轉、科學決策奠定了基礎。由于城商行歷史沿革、股權結構及管理體制方面的差異，其公司治理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其特殊的股權結構、地方政府干預和分類監管造成了監管機制強于市場機制的外部失衡，也造成了公司治理的內部失衡。城商行公司治理結構普遍不太健全，治理能力薄弱，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股東股權問題。城商行股東“越位”、金額“不到位”問題同時存在，存在內部人控制、一股獨大、外部人不當干預等問題；有的城商行個別銀行大股東將銀行視為提款機，通過信托、資管、股權反復質押等手段套取銀行資金，影響金融穩定。二是兩會一層問題。有的城商行簡單追求規模、利潤與股東利益最大化；有的城商行監事會作用發揮不充分，并沒有形成治理主體獨立運作、有效制衡、相互合作、協調運轉的原則。三是黨的領導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在城商行還不突出，黨的建設還很薄弱，甚至有的城商行還沒有黨委，對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學習不到位、把握不準。

風險管理面臨挑戰。城商行所面臨的風險，既有行業共性問題，也有區域特有問題，總體來看風險風控，但個別領域、個別機構風險突出。流動性是銀行的生命線，是始終對城商行最具有威脅的風險，也最易引發系統性、區域性風險。城商行普遍規模不大，資金池較小，存貸款期限錯配突出，杠桿水平高，負債穩定性差，容易受到市場環境變化的沖擊。信用風險管理是銀行業的永恒主題。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城商行不良貸款率與其他類型銀行相比還不算高。截至2017年末，城商行不良貸款率為1.52%，低于行業平均水平2.2個百分點。但從趨勢看，城商行資產質量下降的壓力相當大，不良貸款余額連續多年上升，關注類貸款、逾期類貸款仍在高位運行。近年來，城商行違規、違章、違法案件頻發，暴露出操作風險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操作風險來自于違規、違章、違法業務操作，內控制度不健全,法紀意識、合規意識、風險意識和底線意識薄弱，“飛單”“跳票”“蘿卜章”等都是內外勾結的產物，危害極大，也給城商行帶來嚴重的聲譽風險。

主動求變，困境突圍我國城商行經營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高質量金融供給，轉向高質量發展是大勢所趨。城商行需要轉變發展方式與戰略，轉向內涵式發展，根植實體經濟，立足本土化，加強公司治理，加快金融科技應用，嚴守風險底線，從重數量轉向重質量，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轉向內涵式發展。城商行應樹立正確的發展理念，優化業務結構，轉向內涵式發展。一是強調質效優先。內涵式發展是一種以內在需求為動力和資源，強調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不唯規模與速度的發展模式。城商行應摒棄以往粗放式的發展思路，實現追求收益和風險平衡的發展目標，實現競爭力增強與可持續發展的規律。二是加強資本管理。強監管嚴監管態勢下，表外業務回表，穿透性原則的實施將使得城商行面臨資本充足率難以達標的困境。城商行應將資本管理作為戰略規劃的重要內容，指定可持續的資本補充計劃，綜合運用增資擴股、上市、發債、發行優先股等手段補充資本，保持了資本水平整體穩定。三是加強資產負債管理。重點圍繞突出主業、減少通道、壓縮嵌套、降低杠桿等目標，以信貸業務為主，改變重規模輕風險的理念，合理布局和發展金融市場業務及同業業務；如果短期負債占比高，可適當增加長期負債，資產端則可控制資產投放的節奏，壓降長久期、低收益資產，減輕資產負債流動性的壓力。四是推動輕型化發展。城商行應主動收縮資產規模，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加快創新力度，逐步改變以凈息差為主的業務模式，嘗試投貸聯動、資產證券化等新興業務，從簡單的資產持有型向交易型業務轉變。

加強公司治理。城商行應嚴格規范股東與股權行為，不斷優化公司治理架構，推動建立高效決策機制。一是規范股東與股權管理。城商行應遵循《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限制大股東持股比例，引入多元化投資主體，優化股權結構。二是推動“兩會一層”有效運作。要科學界定職責邊界，強化“兩會一層”履職能力和風險管理責任，確保董事會承擔最終風險管理責任，完善獨立董事制度；同時，應強化監事會的監督職能。三是依法合規經營。城商行應切實加強合規管理，推進合規文化建設，嚴防各類案件的發生，堅決根治普遍存在的合規意識淡薄、制度缺失等問題；確保內控建設與業務發展同步，強化責任追究，提高違規成本。四要加強黨的領導。城商行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持黨的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嵌入到城商行的公司治理結構中，推動黨組織發揮領導作用，不斷深化公司治理改革。

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將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回歸本原，在高效服務實體經濟過程中實現與實體經濟的共生共榮。回歸信貸業務本源，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實現與實體經濟的共生共榮，是商業銀行生存的根本之道。城商行應在小微金融、服務三農、精準扶貧等深耕領域進一步發力，繼續發揮領先優勢。一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城商行應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調整金融資源投向，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及現代服務業等行業的金融支持力度；按照“有扶有控、有保有壓”的原則，嚴格控制“兩高一剩”“僵尸企業”和過剩產能的信貸投放。二是發展普惠金融。制定普惠金融發展專項工作方案，下沉服務中心，縮短服務半徑；推動普惠金融向數字普惠金融轉變，設計差異化產品套餐，推動精準服務。三是支持鄉村振興。要加強“三農”貸款支持力度，明確涉農業務增長目標，加大對農業產業化、機械化、農業科技研發投資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對脫貧攻堅、農村產業融合、現代農業發展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要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改造升級“三農”和農村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制度、流程、產品、渠道；要發揮村鎮銀行作用，做實基層網點，提高農村基礎性金融服務的覆蓋率、滲透率和便捷性。

立足本土化。我國經濟結構體系完整，提供了各類商業銀行生存發展的空間，各類商業銀行都在依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尋找差異化的發展路徑。城商行應堅持服務地方經濟的初心，甘做服務本省、本市、本地的本土銀行；服務地方經濟本就是城商行的定位，在服務好地方經濟的同時實現特色化、差異化發展。一是強化區域競爭優勢。應充分利用股東資源和地方政府支持優勢支持地方實體經濟發展，立足當地特色重點支持支柱產業、基礎設施領域等，深耕區域客戶、挖掘內部價值，大力發展零售業務，以樹立良好品牌的愿景服務好小微客戶和個人客戶。二是堅持走差異化發展路徑。從現有多數城商行差異化發展路徑來看，定位于沿邊金融、旅游金融、科技金融、物流金融等城商行，其差異化均是建立在本土化基礎上的差異化，是挖掘本土產業優勢、行業優勢、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基礎上的差異化。城商行應依據本土的稟賦與自身優勢，尋找獨特的發展路徑，應深挖本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相對優勢，并與之結合進而找到差異化路徑。

加快金融科技應用。未來商業銀行的競爭將是金融科技的競爭，城商行應加快推進金融科技戰略。一是通過金融科技促發展。要豐富電子銀行的業務功能，構建包括直銷銀行、微信銀行、手機銀行及網上銀行等網絡金融體系；打通線上線下渠道，將網點、互聯網、物聯網有機結合起來，打造全方位、立體式、多層次的業務渠道端，實現渠道間產品整合、信息共享、流程銜接和服務協同。二是通過金融科技建生態。推動支付體系場景化，全面切入客戶生活場景所衍生的各個金融需求，為持卡人提供更快捷、更方便、更安全的支付體驗；推動移動端場景化，將移動端打造為一個銀行網點，完善移動端理財、貸款等專業的金融服務，豐富產品種類；構建移動金融生活交互圈，向客戶推送金融服務，讓客戶在生活中輕松獲得金融服務，實現金融服務到生活服務的全面升級。三是通過金融科技謀融合。加強跨界合作，走向融合共贏，通過合作提升核心業務能力，在產品、服務、渠道、技術、商業模式等領域開展深入合作，改變商業銀行金融服務的供給方式；通過合作獲取新業務，與金融科技在電商、生態鏈等業務版塊展開深入合作，在支付、數據、電子渠道等領域積極開展合作，開拓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新型數據業務等市場。

嚴守風險底線。金融業高質量發展，一定是在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基礎上的健康發展。城商行必須充分認識當前風險和調整的嚴峻性、復雜性與長期性，強化三種風險管理，保持穩定經營。一是管住流動性風險。應堅決推進去杠桿，推動同業負債回歸流動性管理的本源，減錯配，合理匹配資產負債結構，提高負債來源的穩定性、主動性和多樣性；做好流動性壓力測試，合理估算未來現金流需求，建立健全應急計劃；建立互助機制，建立城商行內部及城商行與五大行、農信社、非銀行金融機構等共同參與建立更高層面、更廣范圍的流動性互助機制，防患于未然。二是管住信用風險。要摸清底數，加大對重點領域、行業和客戶的信用風險隱患排查，摸清可能影響本行的重大信用風險，杜絕掩蓋不良貸款的行為。要控制增量，加強新增授信客戶風險評估，采取貸款重組、重簽合同、收回再貸等方式減少增量；落實房地產市場分類調控政策，積極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要借助多種方式處置存量、消化存量，利用市場化手段處置不良資產。三是管住操作風險。要規范業務，落實票據業務相關規定，規范業務操作，嚴禁與非法票據中介等機構開展業務合作，不亂搞同業、亂加杠桿、亂作表外加強；要完善內部管理制度，細化內控體系，加強對授權卡、業務印章、空白憑證的管理，落實票據業務相關規定；要管好員工，嚴禁內部員工違規參與各類集資活動，嚴禁發生“飛單”事件，有效防范內外勾結、利益輸送等案件。

（作者系鄭州銀行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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